我的“诗人爸爸”吴奔星

墨色天香

你走了，没有留下地址，只留下一串笑容在夕阳里；

你走了，没有和谁说起，只留下一双眼睛在露珠里；
你走了，没有说去哪里，只留下一排影子在小河里；
你走了，

笑容融化在夕阳里，

双眼动荡在露珠里，

影子摇晃在河水里。
哪里都有夕阳，哪里都有露珠，哪里都有河水，
你走了，留下了整个的你。

      近日偶读到这首小诗——《别》。如此雅致、清新又动人的小诗，是哪位诗人之佳作？啊！原来是吴奔星！那位把我称作女儿的人······

      1947年，我们全家为刚去世的祖母奔丧，从西安辗转来到安徽宿松老家。

父亲祖籍在安徽省宿松县花凉亭祝古桥，村名听上去就诗意浓浓；到了那里，果不其然，有山有树有水……还有凶猛的大水牛——它用两只又长又尖的触角把我顶到水田里——它追、我跑，这竟是我对家乡最深的印象。

      丧事办完，从老家欲回西安，正值淮海战役开战，陇海铁路不通，无奈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寻觅归宿。

当时父亲的一个老上级家住苏州，他建议我们去那里安家，说苏州安静舒适，适于孩子们念书。于是全家去了苏州。大哥入学“苏高中”；四姐妹进了附近的教会学校慧灵女中及附小。

      我们在苏州本没有什么朋友和亲戚，巧的是，那里有一所抗战胜利后从重庆遣来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，姨父黎锦熙受邀到那里任教一个月，学院设在苏州著名的园林——拙政园内，离我们家不远，他和姨母就住在我们家。

      父亲的副官，我们称之为梁伯伯的妻子梁伯母，一直在我们家帮忙，她做得一手浙江好菜。黎伯伯（这是我们对姨父的称呼）非常喜欢，尤其早餐猪油煎鸡蛋烧锅巴泡饭，更是他的最爱，明言规定不得更改，吃了整整一个月也没吃厌。

     我们家还有一位客人——吴奔星教授，最初只知道他是黎锦熙的学生，后来才知道他们还有更深的渊源。他受聘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兼职教授，讲述中国文学史。胆大包天的吴先生，竟然在1947年的苏州，就敢在课堂上以毛润之（毛泽东主席的别名）的《沁园春·雪》作为补充教材——那时正值延安战略撤退，后方特务横行。吴先生因此被进步学生称为“提头教授”。

      当年，吴先生每周六从南京来苏州教书，周日再返南京。他教完课就到我们家吃饭，受到同为湖南人又十分好客的母亲热烈欢迎；吴先生对梁伯母的厨艺也赞不绝口。吴先生当时主要在南京交通部任职，故往返火车票免票。由于常来常往，就成了我家受欢迎的熟客。

      姐妹们都记得永远笑眯眯、和蔼可亲又非常有教养的吴先生；我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，正值七八岁，对来客总是热情又活泼。吴先生非常喜欢我，一次专程带我到观前街的照相馆，一本正经地像父女般，照了张合影。

      那时正是二战后，美国按人头发放救济粮，他在南京拿着我们两人的合影，声称“我还有个女儿呢！”同事看着照片都羡慕地说：“你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啊！”由此，他多领了一份救济粮。我们五十年代在北京再度见面时，他亲口告诉了我这件往事，还颇为得意。

      2013年4月，吴先生的儿子吴心海从网刊《记忆》96期中，读到我的长篇“文革”小说《悲情大地》（此书今年12月在亚马逊出版了电子版）及对我的详细介绍，对这个多次出现在他父亲日记中的名字，吴心海感到熟悉，便通过《记忆》主编吴迪先生和我联系上了。

      多亏我大姐姚一平善于保存旧照，竟然找出了这张多年前的照片。吴心海也说他们家保存了这张照片，父亲告诉他们，“这是我的干女儿。”

      1933年，21岁的吴奔星随长兄到北京，一口气考中了三所大学，由于家贫，吴先生选择了不收学杂费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。

      无奈入学时，还要交20元大洋注册费——那是当时一个大学生10个月的伙食费，他怎么拿得出？黎锦熙当时正是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，知道有个湖南来的贫困学生报考国文系，成绩优异，可是拿不出20元注册费，就出面担保，以自己的薪水抵扣注册费，这样吴奔星得以顺利入学。黎锦熙对他来说，更是恩师，他们的来往，一直持续到黎锦熙去世。

      大二时，文学院请胡适给国文系高年级讲《中国禅学之发展》，胡适要求找两名快手把他没有讲稿的讲座当场记录下来，按照胡先生要求，黎锦熙指定吴奔星及另一何姓学生为记录，一是为贫困而优异的学生提供生活补贴，二来也为吴奔星和胡适的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      连续四周的讲课，成就了一部五六万字的教材，后来还收入胡适的学术专著。吴奔星能记录下讲课中夹杂的英文，给胡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胡适称赞他的记录，竟能把自己的语气和风格都记下来，同时也欣赏他翻译的英国诗歌具有唐诗绝句的韵味。

      此后，胡适与吴奔星之间有了许多互动，只是胡适并不认同吴奔星认为自己讲的禅宗与象征诗派有相通之处；而吴奔星也不赞同“胡适之体”的白话诗，二人在诗学观念上的分歧，是吴奔星没有进一步追随胡适的重要原因。

      大学期间，吴奔星靠稿费维生，他经常给北平的《华北日报》、天津的《益世报》、上海的《申报》等许多报刊杂志投稿，那个时候，也是他诗兴大发、诗作高产的时代。他的投稿，也刊在胡适主编的《独立评论》，巧合的是，刊在这个颇有影响杂志上的两篇文章，都涉及到吴奔星在湖南的母校——湖南修业农校。该校负责人十分乐见自己学校登上了全国有名杂志，自此承担了吴奔星大学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，让他得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。

北京留不住的学者诗人

      吴奔星学贯中西，他在北师大副修英文，大学期间就翻译了许多英文诗歌。一生从教60年，从文70年，留下的新旧诗就有1500首。他1932年在北师大的操场听过鲁迅演讲，1933年考入北师大，授业教授除了黎锦熙，还有钱玄同、罗常培等一代名师，1934年开始结识胡适，1936年与好友李章伯在北平创办了颇有名气的诗刊《小雅》，自任主编。

1936年7月，吴奔星（右）、李章伯（左）送诗人纪弦（中）南返苏州，摄于北京东站

       那时，《小雅》是当时华北五省唯一诗刊，也是当时中国三大诗刊之一，《小雅》只登新诗，抗战爆发，更是提出“国防诗歌”。

      我自小就听长辈说，吴奔星是大才子，也是姨父黎锦熙的得意门生，他与姨父姨母的唱和诗也传为佳话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抗战初起，吴奔星挥笔写下了一首振奋人心的诗歌——“保卫南京”

南京，堂皇的京城，

“四百兆”人民，一条心，

咿唉呀！保卫“南京”！

南京，美丽的盛京，

远则宋、齐、梁、陈，

近则民国之诞生；

一草一木，一沙一石，

都染有我祖先的血腥；

我们要守卫，守卫南京，

莫辜负了缔造之艰辛！

扬子江的浩浩荡荡，

紫金山的阴阴森森，

玄武湖的桨声，

秦淮河的歌声，

还有“二三百万人”的熙来攘往，

看看将染海岛之气氛，

任你铁石为心，也应速起干城!

听！阵阵轰隆声，

看！群群大和兵，

汹汹涌涌，将毁灭我们这“都城”！

紫金山上白杨萧萧，

隐隐约约，地下发出一片呻吟：

“四百兆”子孙，

起！起！起！死守南京！

南京，堂堂的京城，

“四百兆”人民，一条心，

咿呀唉！保卫南京！

  

      此后，吴奔星随流亡大军辗转半个中国，多处欲留其任教，最后中途经过贵阳师范学院，竟被截留下来，担任了中文系副教授。擅长新文学的吴奔星，被要求教两门古典诗文《杜诗选讲》和《古代文选》。没有现成教材，吴奔星竟然在两个月中，独自编辑了一份30万字的讲义《杜少陵绝妙诗笺》，系主任谢六逸夸奖他“博古通今”。而同时期，他竟然还编了一部新诗集《心象集》。吴奔星不仅自己写诗，对诗学还颇有研究，他的一句“诗学是情学”征服了多少诗人和诗歌爱好者。

      1944年在重庆，吴奔星追随恩师黎锦熙及先辈许德珩、劳君展夫妇等人，参与发起“民主与科学座谈会”拥共反蒋；1945年抗战胜利，座谈会改为“九三学社”。1949年7月，黎锦熙把自己的这个大弟子从南京召唤到北京，在北京市文教局任编审，并兼职在几所学校教书。作为九三学社中央代表，1951年春，吴奔星曾在怀仁堂出席过中共中央暨各民主党派中央工作会议。

      此前，黎锦熙与齐白石，曾按照北京市民政局之邀组成湖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。因黎锦熙当时还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（相当校长之职），无暇顾及湖南会馆，遂让自己爱徒行“主任委员”之职，吴奔星也就此赶上“开国大典”。不料吴先生被东西南北各处学界友人邀请前去任教，黎锦熙挽留他，称北京不仅是做官的好地方，更是做学问的好地方。

      无奈吴奔星已经接受武汉老友的邀请，准备前往。在1951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黎锦熙祝寿的宴会上，黎锦熙自称借花献佛，送这位挽留不住即将离去的大弟子一首诗：

  

一家七口，知名吴教授。

三心二意，东西南北瞅。

五颜六色，看中就占有。

四通八达，处处皆朋友。

十拿九稳，先干践行酒。

      吴奔星虽然离开北京，不过常会出差回京；我母亲1954年也来到北京，住进位于成方街的那个小四合院。当时，我正在人大附中住校读高中，每逢周末都会回到成方街。

      记得一次吴先生要来北京出差，写信请姨母帮忙找旅店，姨母回信“找到了——成方街大饭店”！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受欢迎的人。每当他到来，小院就充满欢声笑语，姨父姨母和我的母亲都会聚在客厅听他高谈阔论。

      我也是自从苏州分别后，再次在那个小四合院里见到吴先生，还听他说起拿着我们两人合影在南京多领一份救济粮的趣事。长兄提起，也盛赞他

      “豪放、直爽，不讲尊贵、一视同仁。他来就喜笑颜开，谈笑风生，全家热闹。不善饮酒，却要与姨母共饮。酒后满脸通红。”

      1957年春节，母亲到南京参加大姐结婚典礼，之后拜见了当时在南京师大任教的吴先生，去时他正好外出，母亲在他家等侯多时，他回来后直埋怨夫人没有早点请客人吃饭。原来他去逛旧书店了，买了20多本旧书回来，他说这是自己的习惯——总是逛旧书店，并颇有斩获！

那天他嫌孩子们太闹，把他们关进他的书房，还从一个洞里塞进糖果哄他们安静，看得出来，他十分疼爱孩子们。后来他又请我的母亲及大姐夫妇到曲园吃湖南饭。那年暑假，我到武昌去看望独自在那里工作的父亲，期间还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南京去看望在南航的大姐。大姐带我一起拜访了吴先生，他又请我及大姐夫妇到曲园吃了一顿正宗湖南菜，还带我们去夫子庙吃各种小吃，记得其中有银丝卷，他特别推荐我们看大师傅切豆腐丝的高超手艺。

吴先生十分高兴能在南京再次见到他的干女儿。他和大姐夫也很谈得来，大姐夫对这位诗人型学者十分有好感，这次会面，无形中对半年后他横遭厄运后的处理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

写诗是事业，教书是职业

      吴先生可以说是个文齐福不齐之人。

      1937年7月大学毕业，赶上抗战爆发。他的诗集，以及《小雅》的合订本都毁于战火。

抗战八年中，辗转奔波了半个中国······长沙、新宁、桂林、贵阳、重庆·····抗战胜利，正想大展宏图之时，又赶上一系列运动，直到1957年那场风暴，他终究没有躲过。

      1958年他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“，在京的姨父姨母和我的母亲闻讯后都痛惜不已。有幸我的大姐夫当时在江苏教育厅任教育处处长，在处理“右派分子”去向时，他还记得这位前不久见过面、被我母亲盛赞不已、相谈甚欢的才子教授，对他十分同情，并为他说了话，表示不必过分处理。

吴奔星被贬到无锡的江苏师范专科学校，后到徐州师范学院，名教授“戴帽”任教了二十余年，他自称那段年月“虽是光阴似箭，又是度日如年”。“文革”后，他开始参与一些学术性活动，直到1982年才重返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

      就在那年底，他发表了至今广泛流传的诗作《别》，当时的《诗刊》编辑部主任邵燕祥给吴先生去信写到：“想不到老先生有如此清词丽句。”他口中的“老先生”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很少知道的吴奔星先生，凤凰磐涅，吴先生又一次展翅飞翔。不过，在荒废的那20多年，他可以戴着帽子继续教书，可是作为才情四射的诗人，戴着帽子如何写诗？怎敢写诗？那是诗人最为旺盛的年华啊！

      早年吴先生曾说过自己的梦想——“写诗是我的事业，教书是我的职业“，日寇侵华粉碎了他的梦想。20年后，二次梦碎！如果······那将会有多少似《别》的佳作面世？

      “文革”后，我们有过一次联系，那是1978年，他知道了《李四光》电影剧本的创作全过程，也知道我是该剧本的原创作者，非常高兴，还给我来信，不忘纠正剧本中的个别词汇。他给孩子们看当年我们两人的合影时，总是说：她写了电影剧本《李四光》。诗人爸爸为自己的干女儿多少继承了他的一点文学细胞而高兴。

      遗憾的是，当我在新世纪不断有新作品面世时，诗人爸爸已经乘鹤仙去了。

      2010年，我姐姐把我的长篇小说《悲情大地》送给她的温岭师范学院同事、一位资深中文教师郭宾，那位74岁的老先生读后，提笔写到——“垂暮之年感谢您和令妹送我如此珍贵、厚重的礼物，让我能有继续思考与笔耕的快乐。”         郭老先生对该书前18章做了逐段、逐句、逐字的点评。我忧伤地想着：如果吴奔星先生看到我的这些长篇、中篇和短篇小说集（遗憾唯独没有诗集），该做何感想与评说？

      这都是假设了，生活没有假设，只有现实！

      我没有继承“诗人爸爸”的才华，不过最后还是想送小诗一首作为此文结尾，以对在天上的“诗人爸爸”表达我的敬意与思念。

一张小照勾起了深深的回忆，

照片上有我和你，

七十年光阴逝去，

我们都经历了风风雨雨。

怎忘你那长啸问青天，

大江南北天无语。

难忘你作诗赋词，

谁知诗人忘情最苦。

君止步，且看女儿今如许，

光阴冉冉，世事悠悠，

谁念我，任人凭说可知否，

唯独少了你。

你走了······没有留下地址，

没有和我说起，

没有说去哪里，

你走了，留下了整个的你！

文章来源于：姚蜀平的博客